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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台当局九条禁令激怒港澳人士，评论称彻底暴露民进党当局真面目******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张若】民进党当局发布所谓的“港澳居民不得从事活动一览表”，列出九项港澳居民在台湾不得从事的活动，包括不得参加游行以及不得接受媒体邀请发表意见等，引发巨大争议和强烈批评。

　　据香港《东方日报》5日报道，台湾“移民署”近日发布“港澳居民不得从事活动一览表”，港澳居民不得从事的九项活动包括不得参加选举造势活动或助选活动，不得参加游行、抗争等政治性质公众活动；不得进入军事防务地区、实验室、生物科技、研发或其他重要单位；不得到各军事基地、要塞堡垒窥视、拍照或摄影等。其他还包括不得从事违反社会风俗或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不得未经许可工作，包括模特作秀或短期契约工；不得接受媒体邀请访问等。港媒注意到，公告没有写明法律依据、罚则和“港澳居民”的定义，不知道是仅限于在台停留的入境人士，还是包括在台湾持有居留身份的港澳人士。换言之，旅行观光可能同受影响。

　　台湾陆委会称，相关公告属“误植”，“移民署”已移除该页面，不得从事的非法活动目前仍在讨论中，将供港澳居民参考。台湾政治大学法律学系副教授廖元豪质疑该公告的法律依据，称“没有法律效力，但有恐吓效果”。他说，“你把游行、接受媒体邀请，跟卖淫、军事的东西放在一起”，可能会引发在台居留港澳人士的寒蝉效应。香港理工大学学者陈伟强表示，台当局此举十分荒谬，文件的流出并非偶然，而是试水温，测试香港人的反应。

　　香港2019年爆发“修例风波”后，民进党当局不断炒作“大批港人移民台湾”。根据台“移民署”数据，2021年有11173名港人获得居留许可，比2020年增加360人；1685名港人获得定居许可，“居留和定居许可人数均打破历史纪录”。但《东方日报》直言，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真正获得定居许可的比例并不高。与此同时，民进党当局还不断提高港人移民门槛。2020年8月，台“内政部”增设条文，列明如果申请者为现任或曾任大陆行政、军事、党务或其他公务机构，以及大陆在港澳投资的机构或新闻媒体职员时，台当局将不准其居留许可。2021年6月，台湾规定18岁以上港澳永久居民填写材料时，须填写是否“现(曾)于香港或澳门政府部门任职，宣誓或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效忠港澳政府”，同时申报毕业后所有工作经历，而非过去那样只填写近10年经历。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勇表示，不少台湾政客在香港“修例风波”期间声援暴徒，却对随后前往台湾发展的港人进行诸多限制，甚至不提供基本保障，如今又出台所谓的“九不得”政策，是将港人视为“炮灰”，为达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择手段。他希望香港市民擦亮双眼，避免被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黄国说，台当局炮制“九不得”明显敌视港人，好像港人去台湾就是做间谍。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副主席傅健慈认为，台湾当局炮制的“九不得”措施引起坊间批评后又赶忙将公告“下架”，是“作贼心虚”，显然发现有关规定欠缺法律基础、事实和理据支持，更不符合人权的普遍标准。

　　有媒体披露，不少港人因为移居台湾后的生活“不如预期”，选择回流香港。有评论5日称，香港爆发“修例风波”之际，民进党当局摆出一副关心、支持运动的姿态，蔡英文多次声称“与港人在一起”。一时间一些港人信以为真，把台湾视为“乐土”，甚至不惜冒险潜逃。然而，任何骗子都逃不过时间的检验，所谓“九不得”彻底暴露民进党当局的真面目，彻底击碎部分港人对台湾一厢情愿的幻想。（环球时报）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